“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重点行业主要是建筑业、纺织业、化工业、交通和钢铁等行业。这些行业扬尘、废水、废渣、废气等污染物相对密集，治理难度较高，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宋向清认为，治理重点行业要大力度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一，要转变当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现状，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步建立起低碳能源消费体系。第二，要大量引入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动节能减排。第三，要创新经济绿色转型的新管理模式。
绿色转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绿色转型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宋向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在调结构过程中，我国应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放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倍增效应，通过尖端科技创新和战略性市场布局，使我国的“高特精尖新”技术产业效能呈现几何级数般增长，从而快速构建全国性低能耗产业矩阵，推进绿色经济转型。
宋向清认为，经济绿色转型还需要大量节能技术类企业的支撑和协助，要积极培育一大批符合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要求的节能环保企业，降低新材料使用成本，从而调动更多企业自觉自愿地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是近期我国改善产业结构、减少碳源，加速低碳技术升级和绿色经济转型的要求。
全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领导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就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在马辉看来，中国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
宋向清表示，经济绿色转型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神经中枢”，也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建立低碳循环经济的必然趋势。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对中国而言，已经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辉从城镇化率、工业化和能源结构分析了中国现在面临的现实压力。从城镇化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在达到碳达峰的时候，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而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才60%左右，城镇化率还有上升的空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消耗有比较大的需求。从产业结构来看，欧美国家碳达峰时，工业占比大概已经降到27%以下，现在中国的工业占比依然还非常高，且工业化还没有达到顶峰。从能源结构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碳达峰和煤炭消费的达峰几乎是同时的，中国2020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耗比重大概是57%，并且还在增长。
宋向清表示，经济绿色转型的挑战主要是淘汰落后产能给社会就业、GDP增长、地方税收等带来的短期阵痛和冲击。但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的逐渐增多和日益成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新机遇。这些新型材料和技术装备对传统技术、材料和装备的替代性大大提高，也会使得转型成本降低，企业主动寻求新材料、新技术的意愿大大提高，最终将有望形成“政府扶持转、企业愿意转、市场接受转”的局面。
“双碳”时代将产生三大“绿色革命”
为探究生态环境科技对我国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走进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并对相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告诉本报记者，伴随着“双碳”时代的到来，将会产生三大“绿色革命”。一是能源的绿色革命。光伏、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中的占比将大幅提高，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能源将被逐步淘汰。随着氢能等清洁能源汽车技术逐渐成熟，未来机动车排放造成的污染问题将彻底解决。二是产业的绿色革命。“双碳”时代是传统产业的危机，传统产业必须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进行生态化和绿色化的改造提升。当前，我国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仅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68%、50%和48%，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巨大。三是治理理念的绿色革命。环保策略将由超低排放改造向开发新能源、采用非化石能源过渡，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有效传导。
李海生表示，“双碳”时代，还有其他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例如，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废旧电池怎么办？大量的废弃光伏板应如何回收利用？核聚变技术可以带来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但核废料、废水如何处理？新型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该怎么管控？如何通过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绿色科技全面发展？如何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引领全新生态环保产业输出？可以说，低碳时代给出了大量的“考题”，生态环境科技工作也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多位环保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降低碳排放，实现超低排放和碳中和，需要不断强化节能减排的各项举措，“双碳”目标的落实需要与大气、土壤和水环境治理统筹起来综合治理，只要措施有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一定能实现。（中国经济时报）
